注释: *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改革开放条件下立法的预见性研究》（12BFX001）的阶段性成果。
二、维权行动及其变化对当代中国法治建设提出的挑战 井喷式出现的各种维权行动，给法治的完善提出了一系列任务和挑战。对那些合理的、具有普适化的和正当性的道德和习惯权利诉求，应当及时完成制度上的权利确认。
在一定意义上，司法机关如何选择的问题，其实是我们全体中国人在社会转型期，一起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进行思考、选择和决断的问题。此外，还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政治心理软成本，即信访与国家法治不能够有效衔接给法治建设带来的客观阻力。查明案件事实、合理展示和阐述案件事实，通过准确的举证、合适的方式论证与说服被媒体主宰的公众，是执法、司法机关应当高度重视的问题。其三，中国司法的发展，与中国法治发展的整体水平密切相关。7.国家公权力机关开始尝试运用诉讼方式而不是完全简单地采用行政强制命令的方式来维护公共利益，是近年来的一大变化。
捍卫劳动者合法权益，国务院公布《劳动保障监察条例》。在很大意义上来说，正是这一不当的判决，误导了公众，打压了中国人尊老的传统道德，造成了许多人见到老人倒地而不敢搀扶这种情形在生活中的经常性上演。法治国家本质上属于政治范畴，建设法治国家的着力点是在政治层面实现国家治理法治化，特别是把国家各项权力（包括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监督权力等）纳入法治范围，在法治轨道上运行。
社会自治的内容十分丰富、形式无限多样。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并且认为和谐不仅是客观规律，而且是做人、治国的原则，因而把和、同两个范畴引入社会道德领域和政治领域。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要激发社会组织活力，要求正确处理政府和社会关系，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就当代中国的法治现代化而言，我们走的是一条与改革开放同步的、与五大建设[22]相适应、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发展道路，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和生态文明协调的法治现代化道路，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法治现代化。
结语 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确保国家长治久安，保证经济持续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善治，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科学划分权力界限，依法规范权力运行，加强对权力的制约监督，实现权力运行制约监督体系化法治化。
中国古代法家是最早提出以法治国理念的。影响司法公正的首要因素是法官、法庭、法院难以做到依法独立公正办案，遭遇到的干扰和干涉太多。地方保护、部门保护的干扰和干涉，以权压法、权大于法、迫使司法机关滥用职权、违法办案的现象时有发生，导致司法不公、冤假错案，甚至引发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特别是在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社会保障、高速公路建设、新农村建设等领域尤为突出。第六，宣布并肯定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10]十八大报告也强调：加强社会建设，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保证。第七，把镇压反革命的活动改为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使罪名更加规范，为国家机关依法镇压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提供了宪法依据。主要内容包括：第一，把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修改为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8]对于弄脏了水源，我的理解就是破坏了司法和法律的公正，也摧毁了司法和法律的公信力。
与此相应，以利益为实体的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急剧分化，各个阶层、各个群体普遍认同和接受的道德观念、道德标准甚至道德规范已缺乏坚实的经济和社会基础，加上人民群众的法治观念、权利意识、维权动力普遍增强，作为社会共识最大公约数的法律理所当然地在国家治理中扮演着主导角色。（二）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法治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
裁决和命令的制作是由其公布的、清晰的、稳定的和相对一般的规则指导的。[9]W.Aldis Wright M．A.，Bacons Essays and Colours of Good and Evil with Notes and Glossarial Index，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899, P．222. [10]习近平：《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2012年12月5日，第2版。
贯彻落实三中全会《决定》，必将使国家治理中的公共治理获得新发展、呈现新气象、取得新成效。（3）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因而，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必然是体现党和国家执政为民的理念和社会公众的公平诉求，保障和促进社会公平，建设公平中国。[28]由宪法统领，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和自治条例构成的法律体系已经相当丰富和庞大。由此，中共中央再次建议修宪，八届人大一次会议在1988年修宪的基础上再次修宪，而且通过9条修正案。这一目标已经如期实现，但它只解决了基本上有法可依的问题。
面对这一国情背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努力促进人与人之间、公民与国家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区域与区域之间、乃至国家与国家之间和谐，实现各主体各得其所又和谐相处，毫无疑问应当是国家治理的核心价值。在这些权利当中，生存权是首要人权，发展权是根本权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各项治理制度的创新发展始终与法律制度体系完善发展同步，与全面深入推进立法体制、执法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相适应。正如英国哲学家培根所言：一次不公正的司法判决其恶果甚于十次犯罪，因为犯罪只是弄脏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判决却是弄脏了水源。
华夏先民主张的小康社会，洪秀全主张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太平天国，康有为提出人人相亲、人人平等的大同社会，孙中山追求的天下为公，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欧文、魏特林等人设想的乌托邦，马克思和恩格斯梦想的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等新中国缔造者提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是以和谐为表征的国家或社会。正如国家行政学院胡建淼教授所言：法治立国、法治稳国、法治救国、法治强国，是人类文明发展的经验总结。
基于这种判断，法学界、法律界人士提出要加快从法律大国转型为法治强国。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应当十分明确地提出建设法治强国，实施法治强国战略。机会公平也称作机会平等。但他们所说的法无非是严刑峻法，且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
[12]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2012年11月18日，第1 版。通常划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公民政治权利和自由，诸如知情权、参与权、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监督权，以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宗教信仰自由，人身自由，人格尊严，通信自由，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等等。
他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主要内容包括：明确宣布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把促进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强调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在现代社会，机会公平堪称是最重要的正义原则，因为机会公平是起点平等，没有起点平等，后续的平等就是画饼充饥。和谐（和）也是中国哲学的根本范畴。这表明党和人民对司法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和更严格的要求。
信奉重刑主义，实行严刑峻法，诸法合一，以刑为本。深入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
同时，由于建立了明晰的人权制度、物权制度、合同制度、侵权制度、诉讼制度等，为经济社会主体确立了制度信心，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保障了自由竞争，实现了政治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在法治的框架内持续增量。[24]See J. Raz，The Authority of Law： Essays on Law and Morality（2nd Edi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214-218. [25]J. Rawls，A Theory of Justice（Revised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206. [26]See J. Finnis, Natural law and Natural Rights，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270. [27]Morris Ginsberg，The Concept of Justice，Philosophy，Vol.38, No.144 （Apr.，1963），p.109. [28]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2 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载《人民日报》2013年5月15日，第19版。
经济体制改革、行政体制改革、社会治理体制创新、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创新的具体举措，必然汇聚为法治中国建设的系统工程，必然有力地推动法治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我们要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努力克服人为因素造成的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保证人民平等参与、平等发展权利。